【权威观点】王正毅：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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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i 导 读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其实世界体系论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构建世界体系理论时就一直在不断探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发文讨论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并从经济、政治和文明等层面进行了深度剖析。快和小i一起来看看吧~

王正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

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本文约3800字，读完约9分钟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其实世界体系论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构建世界体系理论时就一直在不断探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反复，这些结构性危机更为突出地显现在世界体系的经济、政治和文明层面。

一、世界体系、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

在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有三个基本概念需要首先澄清，一个是国际体系，一个是国际社会，还有一个是世界体系。

国际体系通常是指民族国家体系，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形成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体系，重点强调国家的主权原则。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社会是有特定含义的，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又称现代国际社会，也就是说，现代国际社会是和主权国家相伴相随的，没有主权国家的出现，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国际社会的产生。而主权国家及其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都发源于欧洲，之后不断向全球拓展，形成了欧洲性国际社会向全球性国际社会拓展的过程。

何为世界体系？世界体系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的文化。用沃勒斯坦的定义就是，“称之为‘世界’体系，并不是因为它包含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政治单位都要大”。这里所指的“政治单位”主要是指在16世纪以前出现的“帝国”、“城市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概念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单一的世界经济、多重国家体系以及多元的文明。

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不同，世界体系主要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是历史性。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体系有其规则和结构，它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开始也有终结。第二是周期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这种周期性质的变化有三个：一是中心区和边缘区不断发生变化；二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A段和B段的不断变化；三是霸权在国家体系和势力均衡中不断地发生变化。第三是衰退趋势。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趋向是衰退，即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最终为其成功所毁灭。

二、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这种结构性危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文明的若干悖论之中。

首先是政治悖论。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之日起，从这种制度中受益的就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对这一制度抱有抵制情绪，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这就导致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这种抵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而且导致新的政治调和，所以每当这些新的调和倾向于抵制运动时，它在短期内削弱了掌权者的政治力量，而在长期内削弱了掌权者的资本积累能力，然而，每一次调和都将反体系运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的框架内。

其次是经济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每个公司的目标，这样通过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但如果每个公司都如此，由于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全球的市场需求就会下降，最终会给所有公司利润的实现带来困难。这种经济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地扩张和收缩。

再次是意识形态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主要来源于其所创造的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由国家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来定义的，并且受制于这些国家；民族是由民族和国家结构的关系来定义的，而且受制于这些关系。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特征既被资本家也被其反对者用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资本积累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的建设以及重建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利用民族主义加强其结构的凝聚力，这样，国家结构成为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调和力量，同时也成了资本积累的阻碍力量；反对者的抵制运动要求在国家结构内获得权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就必须助长民族主义，然而，国家权力的获得以及民族主义的增长反过来又削弱了抵制运动。

最后是文明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早产生于西欧，然后开始向全球扩展，进而产生了现代化和西方化这样一对矛盾。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解决这一矛盾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换句话说就是，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有能力从前现代进化到现代。按照这种逻辑，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对于那些后发展国家来说，要想实行和完成现代化，或接受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或接受西方的语言，或接受那些被认为基于普遍科学规则的西方技术。但这些鼓吹普遍主义的人们在鼓吹西方化或“同化”的同时，也宣称其他文化的永久性存在以及文化差别的本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引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在单一经济中从事不同的工作，以此证明世界体系中等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样，在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为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主张西方文化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但为了保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等级性，又主张文化的多样性。

如何走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些结构性危机，不仅是处于边缘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处于核心区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生前反复诘问“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主要原因。

三、世界体系与中国

尽管中国在过去40年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中国的身份，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者，远没有形成共识。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身份，存在着各种争论，有的认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也有的认为中国是霸权挑战者，还有的认为中国是世界秩序重塑者或修正者。

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处于半边缘区，也就是说，相对于核心区国家而言，中国在许多领域仍处于边缘区，因而呈现出边缘区国家的特征；但相对于边缘区国家而言，中国又呈现出某些核心区的特征。换句话说，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中，相对于处于核心区的美国、日本、德国等而言，中国处于边缘区，因而中国特别希望通过追赶战略突破边缘区的困境；但相对于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区的非洲、拉丁美洲等而言，中国又具有核心区国家的特征，因而经常引起核心区国家对其竞争力的担忧。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这种兼具核心区和边缘区特征的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显得越来越重要，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中国希望更多地体现中国国家利益，希望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方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则希望中国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正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这种“双重身份”，要讲好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必须加强和国际社会的交流，同时必须考虑世界体系由于中国不断迈向核心区而面临的如下四个主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世界体系的未来。随着中国成功融入这个世界体系并不断迈向核心区，中国最终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以终结目前这个已有500年历史的世界体系，还是继续发展或修正这个业已存在的世界体系？

第二个挑战是崛起的中国与霸权美国是否存在世界体系主导权的竞争？如果存在主导权的竞争，如何避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以及如何管控两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三个挑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可以延续？如果经济全球化得以延续，如何应对那些自认为是全球化受损者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提出的挑战？

第四个挑战是如果经济全球化得以持续，是否需要全球治理？如何进行全球治理？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进行治理，还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国际制度）进行治理？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排版：梁国铃

审校：马涛、宫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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